净明法28丨广莫曰:从《洞神上品经》修己奉教篇讲元前元后的中华文明

广莫先生 广莫曰 2018-09-03

广莫曰丨净明法

放眼世界,最喜欢聚敛财富的,除了中国贪吏之外,就数俄国寡头,中东王室和非洲酋长了。

无一不是深受游牧文明影响的地区,为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因为文明基石在那里,没什么别的追求,就剩下了那么点原始本能。

太上靈寶凈明洞神上品經


出《正統道藏太平部》依《淨明宗教錄》校對


修己奉教篇第五


  紏察三界,五嶽三官。日遊神君,十天魔王。總簿罪福,天樞都錄。佐有七人,統七十四負之曹屬,無大不載,無細不遺。三元三會,申呈南北之司,南北定其輕重,以上紫微。其小者,送於二十八宿、十二宮辰、三十二天,同為別明。大則玉皇專達,或處斷於三清,如鏡之明,如水之平。修吾道者,持戒而成。既以事親為骨髓,鏈形為皮肉,救度如毛發,功德為衣服。如有貪材、貪色、陰險、巨毒,推而下之,心貪食肉。他人之材,如君王之粟,汝不可私蓄。他人之妻女,如己之母女,汝不可淫欲。他人之善,汝敬事而不可慘毒。下至百獸,與夫六畜,各念之如子,忍食其肉。是以我願學仙,真童十善具足,全玄五福。生為六地仙,死入黃金屋。不食煙火,不食五谷。魂在朱陵,受煉停蓄,履玄玉虛,神仙為屬。



这一段经文没什么可讲的了,无非是紧接前文,把孝的概念向忠的概念延伸。接下来广莫具体从三个方面讲讲元朝之前的中国古代文明和元朝之后的中国文明有什么区别。


第一个显著区别是,前元时期在哲学艺术领域有伟大造诣或开创性贡献的哲学家和艺术家,无论诗人,书法家还是画家,宗教人士,都处于位高权重或者养尊处优的状态。这就不用举例子了吧,除非跟柳永一样自己造作,否则都有锦绣前程。而元朝以后为数不多的大艺术家过的都是苦哈哈的生活,唐寅,徐渭,八大山人,郑板桥,曹雪芹,包括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李贽,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唯一好一点的是王阳明,但是和他的伟大程度相比,也算是一生不得志。宗教领域就更不用说了,除了全真的王常月祖师,基本上再无他人有接近和影响上层建筑的机会和能力。


这说明什么?这一方面说明了整个社会对审美的需求大大削减,所以对审美领域大师们的尊重程度大大降低。不会出现唐宋时代的崇文局面,一个人书法绘画特别好,文章诗词特别好,整个社会自上而下把这个人捧得高高的,要官给官,要钱给钱。另一方面说明,那些身居高位,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人们,也没有兴趣把自己的精力和天赋用于探索哲学和艺术的未知领域,而是忙着权力斗争,经营朋党,请安磕头,贪赃枉法。


顺便说一句,在元朝之前,中国是没有贪官这一概念的。我们普遍使用的是奸臣。比如唐朝的李林甫,杨国忠,宋朝的童贯蔡京贾似道。奸臣未必不爱财,但是奸臣更多的是指位居高位,却不为家国天下谋福祉,只打自己的小九九,或者将政治引向错误的方向以至于误国误民。而其本身,并不一定要坐拥多少社会财富。至于贪官的例子元朝就不说了,明朝开始出现以刘瑾,魏忠贤为代表的随便一抄家就能抄出白银万两的聚敛之才。到了清朝,和珅更将贪官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真正做到了富可敌国。虽然从政治能力上讲,和珅算是个能吏,政治贡献远远大于纪昀,刘墉,以及竟然能获谥文正的典型废物曹振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广莫认为一方面是随着时代发展,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元代之前如果有什么勾当,往往使用的是现在俗称的雅贿,古玩玉器名人字画什么的。而到了明清就方便多了,直接上黄金白银即可。这就造成查抄家财的时候,写在史书中,给后人的感觉更加直观和富有视觉冲击力。更重要的是位居上层的中国精英阶层意识形态的转变。从重视精神层面的审美转向对占有财富的渴望,如前文所述,这种对占有财富的渴望本质上是来源于游牧文明的侵袭。后面的历史就不说了,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挣扎在文官贪财的泥沼中不可自拔。



第二个显著区别是,元以前的民间工匠们,艺术造诣之强大,思想之丰富,令我们至今叹为观止。单说书法,无论秦汉简牍,北朝碑刻,敦煌经卷,他们的创造者都是不见经传的普通群众,而其中丰富的艺术内涵,至今我们都没有完全消化。比如广莫最迷恋的南朝碑刻:至今还保存在云南的二爨[cuàn]《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真的无法想象当时书丹者或刻碑者是有一颗怎样的赤子之心。再看元以后的碑刻,和大量保存的书写材料。基本只分两种,一种是认真的馆阁体,一种是随意的敷衍体,总之都毫无艺术价值。


再说下中华文明的代表器物瓷器,我们至今对于瓷器的审美情趣,还是宋朝的水平,销量最好的茶具依然是仿制的汝窑,钧窑,建窑和龙泉窑。最近又流行更复古的柴烧。而假如谁使用个粉彩,斗彩,霁红或景泰蓝的茶具,岂不是很奇怪的体验?


可能唯一的例外是青花瓷吧,元朝之前中原地区没有这种颜料,也是没有办法。单纯论花纹,青花瓷的花纹比之青铜器和秦汉瓦当的花纹,还是差了好几个境界。总之,民间广大群众从元朝开始,就已经丧失了创造美的兴趣,其背后的原因是丧失了对审美的深刻需求。


这个问题几百年以来的艺术家们都是知道的,所以无论书法,篆刻,绘画,还是诗词散文,强调的都是从上古和中古时代汲取营养,然后在基本功扎实而且艺术家自己境界可以登堂入室的前提下,再谋求创新。假如这些条件不具备就直接谋求创新呢?那么当下流行的丑书可以了解一下。



第三方面,元朝之前中华文明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一种叫做义理的东西。咱们不说庙堂之上,就说农民的起义造反。无论是秦末的刘邦项羽,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还是隋末的瓦岗军窦建德王世充,唐末的王仙芝黄巢,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需要主动达成共识,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起分头造反,先把我们共同的敌人消灭掉,把旧的王朝推翻掉,如果需要争夺天下,咱们再打。而到了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一代人,就成了元朝还统治着北方中原大片国土呢,几支农民起义军自己先火并起来,最后朱元璋胜了才起兵北伐。假如两败俱伤被王保保摘了桃子的话,这算是个什么事呢?


到了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把流寇两个字诠释的淋漓尽致,假如说这二位已经突破了底线,那再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以及捻军白莲教义和团,那简直都不能算政治生活了,就是一群嗜杀的渣滓。


这里面最核心的区别是,元朝之前的有志之士,造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能够奉天承运。而后面这几位,就是游牧心态,拉个队伍,哪有钱粮哪有人就去哪,混的好点勉强称得上军阀,混得不好就真的是流寇了。


直到民国,我们的政治生活主旋律依然是军阀混战,没有真正有理想有担当的政治人物,大家想的都是自己那一片地盘两支军队。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文明如果能兴旺那才是见了鬼了。


讲了这么多,只说是什么样,不说该怎么办的都是耍流氓。历史不可改变,现实就是这样,而这也不是某一个朝代或某几代人的责任。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后面几代人该怎么做,才是广莫接下来要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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