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换个角度看中国近代史

冯学荣 冯学荣读史 2018-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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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中叶所谓的GDP全球第一,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国民生产总值被四亿人口一除,个个都是穷人,所谓的康乾盛世,也不过就是一个勉强吃饱饭的时代,这种所谓的盛世,其实非常脆弱,一经水旱蝗灾,那就是灾民千里,饿殍遍地,这其实就是三千年农耕社会的常态。

 

千百年来,反复循环。

 

19世纪,其实是大英帝国的时代,也是自由主义在欧洲野蛮生长的年代,资本天然具有扩张性,当资本在欧洲的投资空间缩小到极限,那么资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向外发展。

 

换句话说,英国货船出现在大清帝国南方的海疆,其实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大清帝国的天子,自然不会明白资本的好处,更不会明白自由贸易能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实惠,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他们三观的局限,读圣贤书长大的大清皇帝,只知道士农工商,市侩的地位最低,他只知道一个国家的精英都去读书,国家就是最稳定,人的三观受时代所限,这其实也是一件无奈的事。

 

大清皇帝坚持让马嘎尔尼下跪,并且对于后来的阿美士德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这些都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大清的三观:我们拒绝与下等国家,做什么自由贸易。

 


我们的历史读物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花费了过多的笔墨在“鸦片”二字之上,事实上只要大清帝国不愿给予大英帝国平等的地位,只要大清帝国持续对大英帝国自由贸易的诉求持抵制态度,那么大英的炮弹轰破大清的国门,其实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也只是等待一个借口的问题。

 

大英帝国为何而战,其实《南京条约》在白纸黑字之间,已经说的很清楚:要平等,要贸易,其他如香港岛什么的,不过浮云,战利品矣,不值一提。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已经决定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这就有了洋务运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大清的洋务运动和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积极行动,表示赞助,并且在军备和工业化等方面,为大清帝国大开方便之门。

 

直至甲午战争前夕,客观地讲,大清帝国的国力已经有了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大清在朝鲜王国设立租界,设定领事裁判权,加强了对半岛的控制。

 

然而日本,其实也是在亡国的威胁中苏醒过来,并通过明治维新,十分迅速地融入西方体系,并定下了“不进则退”的扩张国策,以朝鲜为“防俄”的国防前线,也以朝鲜为殖民大陆的起点,决定一试牛刀。

 

清日两国对于朝鲜半岛控制权的争夺,注定了甲午战争的爆发,而通过甲午战争,大清丢掉了台湾这片在康熙年间打下的疆土,也丧失了大清帝国在亚洲的老大位置,痛定思痛,大清将沙俄势力引入东北地区,以夷制夷,抗衡日本帝国。

 


然而,饥不择食的大清帝国,显然忘记了雅克萨之战的旧痛,也忘记了沙俄对东北数百年以来的领土野心。

 

义和团的排外运动,给予了沙皇俄国一个绝佳的借口,沙俄不失时机,悍然出兵,将东北吞并,然而沙俄吞并东北,不但对日本控制下的朝鲜构成了威胁,而且也破坏了日本殖民东北的蓝图,更是对日本本土的安全,划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日本权衡利弊之后,决定赌以国运,咬咬牙,对沙俄开战。

 

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本将沙俄从南满赶走,然而日本帝国则成为了南满实质上新的主人,这一点,无论大清还是后来的北洋政府,心知肚明,也都知道自己,无法挑战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

 

日本帝国通过张作霖之手,大大扩张了在东北的殖民领地,长此以往,中国对于南满乃至东北,其实只能保留名义上的主权,而整个东北的半殖民地化,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一点,张作霖其实在他的最后几年,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之所以被炸死在皇姑屯,就是因为他看清楚了这一点,并且试图利用九国公约对日本的制衡,将东北的日本殖民者,逐步请走。

 

辛亥革命并未像革命党所设想的那样,将中国带入富强、民主、文明的新时代,其最大的影响之一,是完成了“中华民族”概念的建构,并将原本并不属于汉地的东北领土,在“中华民族”大义的语境下,进行了神圣化。

 

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经济思想对中国知识阶层的渗透,对后世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在资本剥削和经济侵略理论下,民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将帝国主义彻底驱逐出境的革命新理想。

 


苏联顾问,参与了这个蓝图的设计与实施,苏联出钱出枪,黄埔军校在广州长洲岛成立,这件事对于对整个民国乃至东亚的走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民国的命运,焦点其实就是在于东北,如果承认日本帝国在东北的既得利益,那么可以想见的是:日本人在东北四处开花,东北将在半殖民地化的路子上,越走越远;然而,如果撕破旧约,对东北的日本人进行驱逐,则是一场巨大的赌局,赌赢则功在千秋,赌输则一败涂地,民国将面临亡国之忧。

 

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之后,民国全国的钢产量不足4万吨,而日本帝国同期则是500多万吨,这意味着民国的国力与日本帝国的国力,根本不在同一个时代,挑战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尽管以爱国的名义,然而这是一场风险很高的豪赌。

 

问题是,国民政府的外交精英大多从北洋政府沿用,不激进不足以表忠心,张学良也是同理,细节是魔鬼,当国民政府所有人都被民族主义架上去下不来的时候,后来的一切,不过都是顺理成章。

 

民国时代的什么九一八、满洲国、华北自治、卢沟桥、淞沪……这一切其实都是细枝末节,无足轻重,不值一提,问题的本质是:只要国民党追求民族大义、主张恢复东北的完整主权,同时只要日本帝国在东北扩张这一点国家核心利益不变,那么民国和日本的矛盾和冲突,就无法解决,民国和日本的战争,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至于柳条湖的铁轨是谁炸的,卢沟桥的冷枪是谁打的,虹桥事件是谁先开的枪,其实这些鸡毛蒜皮,根本都不重要。

 

中日战争的爆发,符合苏联的国策需求,蒋介石之所以咬牙坚持到底,在于他赌美国会介入,除此以外,别无所望,结果他赌对了,然而他至死也不会明白,日本的失败,未必就是国民党的成功。

 

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日本投降之后,伪满和日本帝国在东北的军事力量被广泛收编,换了一个包装,换了一个名义,从北向南打,势如破竹,将国民党这支依靠“打倒帝国主义”起家的力量,赶到了刚刚光复的小岛之上。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国民党为何只能在中国大陆执政短短21年?因为国民党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追求了一个死亡的目标:一个年产钢4万吨的国家,要打倒帝国主义,这个目标本身,就是“死亡”的同义词。

 

也就是说,当国民党在苏联的支持下,打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铁腕推行“革命外交”的时候,国民党就已经“死”了,只不过,国民党用尽了民国所有的国力,将自己的死亡,从1924年(一大),延迟到了1949年。

 

自古革命者,不是成功,就是成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国民党求仁得仁,也算是死得其所。满清肃亲王对汪精卫说过:推翻了我们(满清),你们(革命党)未必有好果子吃。三十八年之后回首一看,肃亲王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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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

七十年代人

现居香港

中国当代知名作家,读史人,科学主义倡导者,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广受赞誉的认知启蒙者,已出版《不忍面对的真相》、《日本为什么侵华》等书,是“别等”效率手册的忠实践行者与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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