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十年,一个现场记者如何逃离现场

赵佳月 大家 2018-05-09

这是大家之选的第105篇文章

今日出品方:灵魂猪油炒饭

本文作者:赵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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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和杨曦又去了趟映秀,距离上次去有八年。


3月,蜀地山上的野樱次第开了,十年前这里的樱桃成了我们赶路的粮食。


当年从聚源中学废墟里救出来的高莹是我们此行最想见的人之一。


她家在都江堰聚源镇相对偏僻处,却能吃到在其他城市要彻夜排队的火锅,近乎被我们一桌包了全场。她听说我们不做记者了很高兴:“不做记者好啊,我不喜欢采访,不喜欢记者。”


十年前,我们看着她从废墟里抬出来,微笑着安慰扑将过去的妈妈。她因此被冠以“微笑女孩”的称号。随后被送往广州截肢治疗,之后又被送去学习幼教和音乐。在幼儿园干了一阵,因为腿脚不便,高莹“还是觉得累”。她并没有如众人所愿成为幼儿教师或音乐老师。


左图:2008年5月13日,高莹被救出来。右图:2018年3月,高莹和她的弟弟。(图/杨曦)

终须回到寻常生活

十年前,我和杨曦是报社的摄影和文字搭档,如今结婚也有八年了。期间我们换了几个工作,把我们的生活空间变成了一间民宿,对世界和生活的认识也一直在渐渐改变。


起初父母和师长都多有不解,大致是送你们俩读完研究生,竟然做“开一间小店”这种毫无门槛的事。


记录了汶川地震后7天7夜真实场景的张良在《汶川地震168小时》中说:“地震惨烈景象给一线消防员带来普遍心理冲击,九江消防参加映秀救援的30多人,超过一半的人后来选择退役。”


10年前第一批赶到震中报道的记者,还在“服役”的已是凤毛麟角。10年光景,调查新闻几乎完全消失,一个个鲜活、紧迫和惨烈的现场,都消失在自媒体夜夜笙歌的“10万+”里。


对我们来说,倒不是地震的惨烈让我们放弃了轰轰烈烈地生活,从2008年到2010年之间高频度的地震采访,一直影响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们的职业道路也越走越窄。


2008年,智能手机还未普及,新浪微博还没出现,微信创始人还在优化QQ邮箱。人们的网络兴趣还是在开心网偷菜、抢车位。


那一年,新闻记者对现场还抱有信仰,彼此间谈论职业理想也并不觉奢侈。


上图:十年前震后的映秀镇;下图:十年后重建的映秀镇。(图/杨曦)


5月12日地震降临时,我们与大多数同行一样,两眼一抹黑要冲向震中。车开不了就徒步,山路滑坡就越岭,甚至也顾不上生理期,穿过了张良所说的“死亡之路”,反正黑灯瞎火就进了村,回头一看才知道一天走了三四十公里,那时也并无计步数晒朋友圈一说。


对于一个刚入行两年的职业记者而言,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职业驱动,像警察抓小偷,图书管理员整理图书一样,做的都是份内事。


但是,刚从地震现场回来,我就被安排进了典型行列,要给领导做报告,要加入一个宣讲团到各地祥林嫂一样说地震,为此还要封闭式训练:写演讲稿,做PPT,反复背诵,该落泪时落泪,该鼓掌时鼓掌……


我去封闭处不过一两次,已被里面的训练模式震惊,比我在地震现场看到的更不合乎情理。好在一场及时的感冒发烧,当我流着鼻涕,哑着嗓子站到训练营领导面前时,不等开口,就被解放了:“啊,你这样会传染我们团员的,你不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