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华盛顿的隐秘富豪

简·迈耶 东方历史评论 2018-05-09

撰文:简·迈耶

翻译: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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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由科赫兄弟为首的科氏工业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非上市公司,美国第二大私人企业。与比尔·盖茨、巴菲特相比,同样跻身福布斯、胡润富豪榜前十的科赫兄弟更加隐秘,他们利用以科氏工业为中心的“科赫章鱼”网络控制着美国的智库、媒体、学术机构等,进而将美国政治收入囊中。在此之前的1979年,试图跻身政坛的大卫·科赫还为竞选副总统花费了200多万美元,结果铩羽而归,只赢得了1%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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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产品一样制造变革”:自由至上主义的生产线


在法庭和国会接连受辱后,科赫兄弟开始从商业和政治上调整自己的方法。他们开始更有战略地行动,投入资金以全新的方式追求权力。科赫兄弟政治转变背后的最重要人物是理查德·芬克,同领域的批评者们给他取了“海盗”的绰号,因为他的美好生活建立在他们的工资上。


芬克的著名事迹是,20世纪70年代末,这名二十七岁的研究生打着艳丽的蓝色领带,身着格子衬衣和崭新的白边黑涤纶西装,飞到威奇托向查尔斯要钱。“我看起来真是个傻瓜。”他后来承认。芬克在新泽西州梅普尔伍德(Maplewood)长大,他开玩笑称《黑道家族》(The Sopranos)就像是他们家的故事。之后他成为奥地利自由市场理论的信徒。他希望查尔斯能资助新泽西罗格斯(Rutgers)大学的一个项目,他在纽约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同时在那里兼职教书。当时在大多数院校里,奥地利经济学课程和维也纳圆舞曲一样非常少见。而在芬克游说后不久,查尔斯允诺给项目15万美元。后来芬克问查尔斯,为什么他会投那么多钱给一个长头发、大胡子、身着闪亮迪斯科套装的研究生,据说查尔斯打趣道:“我喜欢聚酯,它是从石油制造出来的。”


到80年代末,芬克已经取代加图的埃德·克兰,成为查尔斯·科赫的主要政治助理。克兰感兴趣于自由至上主义思想,但认为它“令人毛骨悚然,当你必须应付政治家的时候”,芬克则不同,他着迷于权力的具体细节。用六个月时间研究科赫兄弟的政治难题后,芬克规划了一个实践蓝图,表面上受哈耶克的行动模式启发,但它超越了查尔斯1976年就这一主题所作论文的遗漏之处,给查尔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它题为《社会变革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Change),文中指出,制造政治变革的方法就像制造其他产品一样。后来芬克在谈话中描述,它分三阶段占领美国政治。第一阶段需要“投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将作为“初级产品”。第二阶段需要投资智库,将理念转变成销得出的政策。而第三阶段需要补贴“公民”团体,它们将和“特殊利益”一道,施压民选官员去落实政策。本质上它是一条自由至上主义的生产线,只待购买、装配和开启。


芬克的计划为查尔斯·科赫量身定做,后者深深服膺哈耶克,并且以工程师的系统思维处理商业和政治。虽然有些人觉得视民主过程为一个工厂令人不安,但查尔斯很快采用了这一方法。他告诉自由至上主义作家布莱恩·多尔蒂,“实现社会变革需要纵横一体的策略”。他说,它必须从“思想创造”转变“到政策发展,到教育,到基层组织,到游说,到政治行动”。不久之后,打趣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将科赫兄弟不愿曝光的多臂装配线戏称为“科赫章鱼”(Kochtopus),这一名称一直沿用下来。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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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政治,资助共和党


与他们过去在自由意志党的日子里理想化但外行的方法相比,在芬克的帮助下科赫兄弟的方法明显更加务实。因为生意面临严重威胁,他们开始玩华盛顿政治游戏,积极程度与其他公司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在经历窃取印第安石油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公关惨败后,科氏工业打破意识形态,聘请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当时的华盛顿首席说客,罗伯特·施特劳斯(Robert Strauss),公司很快在首都开设了办公室,并发展成强大的内部游说行动。芬克解释说,公司在华盛顿的存在很有必要,因为它感到“被这个过程如此残酷对待”而且缺乏“企业防御”能力。


科赫兄弟过去不屑于传统政治,如今他们却成了共和党的主要捐助者。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前法律顾问肯尼思·巴伦注意到,“正是那次调查把他们带向了共和党”。他指出:“查尔斯一直是极右派。他们认为里根是个叛徒。但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意。事情关乎权力。”多尔蒂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看待科赫兄弟拥抱共和党。他相信,科赫兄弟是迄今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的最大资助者,但他注意到并坦言,他们也成了“共和党政客的直接资助者,出于和其他企业完全相同的理由。自由至上主义世界的许多人感到困惑,认为他们是叛徒”。


兄弟俩的投资很快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1996年,他们已经成为共和党的主要玩家。80年代,大卫·科赫并不理会鲍勃·多尔(Bob Dole),一名来自科氏工业老家堪萨斯的参议员,认为他是另一个“毫无道德原则”的“当权派”政客,而到了1996年,他成为多尔对阵比尔·克林顿的总统竞选活动的副主席。科赫家族不再是局外人,他们成为多尔的第三大经济靠山。实际上,大卫·科赫为多尔举办了生日聚会,候选人在那里筹集了15万美元。


据说多尔也帮助了科赫兄弟。批评者说,他支持一项保障他们这类公司的立法,指控必须支付巨额联邦法律罚款有违法规。但是因为汉堡包中沙门氏菌的突然爆发,吓得国会不敢减弱这类处罚,提议的法令就此夭折。假如这项法令通过,向科氏工业征收的数千万美元罚款将被取消。据《华盛顿邮报》称,科氏工业在另一问题上确实成功得到多尔的帮助,从新房地产折旧计划中免除税款,这一政策为公司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几十年后退出政治生涯的多尔承认:“我一直相信,当人们给出大笔钱时,他们——可能是默默地——期望获得一定回报。”


科赫兄弟在政治和在企业中一样的强硬喜好,很快激起争议。1997年,他们成为另一起参议院调查的焦点。这一年,克林顿家族因竞选资金的丑闻登上头条,包括将林肯卧室(Lincoln Bedroom)租给大捐助者,从可疑的民主党快钱金主钟育瀚(Johnny Chung)那里获得资助。钟还曾妄言,“我看白宫就像地铁。你得投币,它才会开门”。作为反击,少数派的参议院民主党人自己开展了不太受关注的探查,很快引向了威奇托的两位鲜为人知的兄弟。


民主党制作了一份严厉报告,揭露他们所谓的“大胆”方案,即在1996年竞选的最终时刻让秘密的大捐助人非法收买选票。行动由一家名为“三合管理服务”(Triad Management Services)的可疑空壳公司进行,他们花费超过300万美元,在29场角逐中使用广告异常严厉地攻击民主党候选人。超过一半的广告资金来自一家默默无名的非营利组织经济教育信托基金(Economic Education Trust),其资金来源的真实性成谜。参议院委员会的调查员相信,“‘信托’实际上完全或者部分由威奇托的查尔斯和大卫·科赫兄弟资助”。根据参议院的报告,这家信托基金是前线组织(front group),目的是在违反竞选财务法时用来掩盖真正捐助者的身份。


科赫兄弟过去长期反对限制他们的政治开支,他们被怀疑秘密为攻击广告埋单,这些广告大部分在科氏工业做生意的州播放。在三合管理公司特别活跃的堪萨斯州,这些资金被怀疑影响了四场不相上下的竞选的结果。保守派共和党山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竞逐参议员时得到了特别的帮助,包括密集的电话攻势,告诉选民他的对手吉尔·多金(Jill Docking)是犹太人。尽管克林顿总统成功连任,但堪萨斯州的可疑胜利造成了全国性影响,帮助共和党保留了众议院的控制权。


当被记者问及他们是否给过钱时,科赫兄弟拒绝回答。查尔斯·科赫也没能回应参议院调查员的质询。而在1998年,《华尔街日报》终于确认了一个联系,注意到一名领科赫兄弟的工资的顾问参与了计划。共和党人称,他们只是想和工会开支平分秋色,但1998年企业与工会的支出比是21:1。最后,联邦选举委员会裁定三合的计划违法,董事长兼创办人卡洛琳·马莱尼克(Carolyn Malenick)被处罚款。而其他参与者从未被确认。


查尔斯·路易斯领导美利坚大学调查报告工作坊,并且创办了无党派检查团体公共诚信中心,据他形容,1996年的三合丑闻是美国政治的“历史性”时刻。在此之前当然也有更大的竞选丑闻。但三合是一种新模式。一家大型公司利用一家免税的非营利机构作为前线组织,或者按他的说法,是“一个保险中介,以威胁的方式秘密影响选举”,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他说,科赫兄弟展示了“通过利用保险中介,你可以把一百万美元倾倒在某些人的脑袋上”。用多年时间报道华盛顿的政治腐败后,路易斯得出结论:“科氏工业是横行无忌的公司中的典型代表。”


科赫家族在美国政治中日益增加的财源作用如此不同寻常,其原因不仅在于它自身蔑视规则的意愿,也由于要配合芬克的计划,将所有形式的政治支出——竞选,